韩愈诗歌的特点是什么？(韩愈诗歌特色)

韩愈诗歌的特点是什么？

网上有关“韩愈诗歌的特点是什么？”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韩愈诗歌特色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韩愈在艺术上有独创之处。他的风格多样，但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正如《调张籍》中所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具体地说表现以下点：

一、题材选择上的不平凡。韩愈的诗，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喜欢描写自然界的奇景奇物、人世间的奇事奇态，如《调张籍》、《月蚀诗效玉川子作》、《陆浑山火》、《记梦》等。即使在一般常见的题材中，韩愈喜欢别出心裁，出人意料地挖掘一些别人笔下所未有的东西。他还喜欢掇拾琐屑情事而大肆铺陈，如《雉带箭》全从动态中把握雉、箭和将军的形象，大笔淋漓，一气呵成。这种题材选择上的特点，固然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追求过甚，不免陷于极端。清人刘熙载云：“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就是指这些方面。《南山》连用五十多个新颖的比喻，把南山写得光怪陆离，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

二、这种风格表现为构思和想象的奇特新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如《孟东野失子》一诗，本为劝慰孟郊丧子而作，却以寓言形式入诗，说明“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的道理。《陆浑山火》的构思更为奇特。本是一场山林大火，韩愈却描绘成火神宴客，场面极为壮观。韩诗的想象更是丰富，立喻取譬，务为奇特。他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和《听颖师弹琴》，一写击马毯，一叙弹琴，俱描摹逼真，形象生动。在《听颖师弹琴》中，作者首先用了一连串的比喻，以描绘音乐的形象：“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接着运用通感的手法，描写自己听琴时的感受，使听觉、触觉和视觉相贯通，予难于捕捉的声音变化为可视可感的形象，渲染出琴声的感染力量。韩诗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尽想象之能事。在《南山》一诗中，作者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来描摹山势形状，取譬设喻的范围极其广阔。举凡天上地下，人兽鬼神，乃至琴棋书画，碗盆锄耨，都成了比喻的对象。这一切也正是韩诗“力大思雄”的一个特征。与此相联系的是韩诗奇特的夸张。在《苦寒》诗中，作者描摹寒风之烈，是“凶飚搅宇宙，铓刀甚割砭”。《嘲酣睡》诗形容澹师鼾声之大，是“马牛惊不食，百鬼聚相待。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这种夸诞的描写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三、这种风格还表现为遣词造句的奇特和“以文为诗”。韩愈为文主张“务去陈言”，作诗讲求推敲文字。他不仅爱用古词奥语，也喜欢用俗口语，力求出新。他曾自言：“壮非少者哦七字，六字常污一字难”(《记梦》)。这种推敲的例子在其诗中俯拾即是。如“露泣秋树高，虫吊寒夜永”(《秋怀》)；“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如飞”(《郴口又赠二首》)。韩诗又极喜欢设色敷彩，形成浓艳的色调。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云：“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赦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亦气冲融无间断。”韩愈这种奇崛险怪的诗风，也影响了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蔚为一时风气。

与韩诗这种风格相联系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韩愈“以文为诗”，形成诗歌的散文化。这首先表现为韩愈的不少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和散文大致相同。在这些诗中，韩愈不仅大发议论，而且在形式上也脱离了诗歌的轨道。如《南山》一诗，用汉赋的铺张排比手法，极力描写终南山的四时景色变化和各种形状的山势，就是这种表现之一。而这在《嗟哉董生行》中，表现得就更为淋漓尽致，几乎和作者的散文名作《送董召南序》出自一辙，“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这种句法一扫浮艳之习，但往往破坏了诗的韵律，正如沈括所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山石》这首诗在文字上较为平易，不代表其险怪的文字风格。诗中所写是游山寺，是一篇纪游之作。一般说来，游览诗大都是截取一些景物片断，即景抒怀，这首诗却写了游览的全过程。从黄昏到寺，到坐阶观景，到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都按时间的先后、游程的次第写入诗中，路数颇像一篇游记文。但它以诗的形式表现，也保有诗的艺术特色，是揉合诗、文而为一，自成一格。这首诗虽然在结构和笔墨蹊径上采取文的路数，但艺术表现上，不只是诗魄形式，也是诗的艺术手法。诗人对游山寺的整个行程，做了匠心的剪裁，对已选择入诗的关节，用笔的详略也有不同。对展开描写的部分，也都能捕捉事物突出的特点，使之最大程度的形象化和力传事物情景之神。因此我们接触到的是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的转移，虽写过程而不觉其平淡与拖沓，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的。

以散文句法入诗，便于诗人驰骋笔力，提高诗歌的表现能力。但片面强调，就会模糊诗文的界限，损害诗歌特有的审美特征。韩愈在这方面有过失败，也有不少成功之作。

四、韩诗的散文化还表现为章法、句法的不平常。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避熟求生、因难见巧。如“虎熊麋猪逮猿猨，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陆浑山火》)“母从子走者为谁”(《汴州乱》)，他故意打破这种节奏，变成上五下二的节奏。)“乃一龙一猪”(《符读书城南》)。(五言诗是上二下三的节奏，他改为上一下四的节奏。)又如七言诗，常作上四下三，而韩诗却有作上三下四的，(“子去矣——时若发机”，“虽欲悔——舌不可扪”等。韩愈务去陈言，力求创新是好的，但有的诗刻意求工，斧凿痕迹很重，甚至佶屈聱牙，妨害了诗的音乐性和形象性，不能不说是落入了另一种形式主义。

无可否认，做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的。散文自是没得说，诗稍差些，勉强还能过得去。古文运动是他发起的，至少影响了唐宋几代。只是此人说话有点儿不着调，亦真亦幻。说他真，是因为这首诗，也是因为这件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是因为说实话被贬的，不失忠正。但是韩愈又好像有些爱拍马屁的毛病，如裴度，他就给拍过。不过此公一生混迹官场，难免会有些应酬话，这也就难怪他了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

韩愈

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

柳宗元

“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韩愈诗歌特色

1、韩愈的教育思想区别于其他教育家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师道思想”。

2、“师道思想”：在《师说》中即有体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全文围绕这个主题思想开展议论，批评了“师道之不传亦久矣”的种种错误表现，表彰了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的好作风。

韩愈关于“师”的标准就是“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道”。“道”就是学问、知识。《师说》中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可见韩愈是把“道”与“术业”相提并论的。

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1] 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韩愈是谁

人们常以“奇崛险怪“来评价韩愈及其周围诗人的诗风。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一，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大历、贞元以来，诗人局限于抒写个人狭小的伤感与惆怅，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也多染上了这种情感色彩；他们观察细致、体验入微，但想象力不足，气势单薄。而韩愈的诗则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这种纤巧卑弱现象。他的诗大都气势磅礴，如《南山诗》扫描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外势内景，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把终南山写得奇伟雄壮，气象万千。《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有四句写瀑布：

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

把一处瀑布想象得如横空出世，颇有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意味，而力度则有以过之。又如《忽忽》写对于人生幻变的感受，“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竟然也把这种平常流于哀愁的情绪写得雄壮悲怆。《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描绘一场山火：

……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驰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祝融告休酌卑尊。……

写得奇奇怪怪，气势逼人。韩愈在写诗时，有意采用了汉赋的铺陈手法，博喻的排比句式和游仙诗的超越现实的想象，在诗中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二，是有意避开前代的烂熟套数，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如《永贞行》中“狐鸣枭噪”、“晹睒跳踉”、“火齐磊落”、“盅虫群飞”、“雄虺毒螫”《送无本师归范阳》中“众鬼囚大幽”、“鲸鹏相摩窣”、“奸穷怪变得”这一类描写，以及“夬夬”、“訚訚”、“兀兀”、“喁喁”等叠字，都有些匪夷所思，光怪陆离；过去人们认为可怖的（如“鬼”、“妖”、“阴风”、“毒螫”）、丑陋的（如腹疼肚泄、打呼噜、牙齿脱落）、惨淡的（如荒蛮、死亡、黑暗）事物和景象，在韩愈手里都成了诗的素材，甚至主要以这一类素材构造诗的意境，这无疑引起了诗歌的变革。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三，是把过去逐渐变得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稳的诗歌外在形式加以破坏，使之松动变形。他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像《忽忽》采用十一、六、十一、七、三、七、七的句式，开头就是一句“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完全是散文的句法，却又给人以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息似的震撼。又如《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在五言古诗中开创了赋体式的长篇排比句法，构成满目琳琅、多姿多彩的风景图。再如《寄卢仝》、《谁氏子》等，则大量在诗句中羼用散文的虚词，如“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此来告良有以”、“放纵是谁之过欤”、“不从而诛未晚耳”等等，使诗的平稳和谐节奏与意脉发生了曲折变化，令人感到惊讶、陌生，也令人感到新奇而注目。

对韩诗历来也有不同评价，贬斥者说它“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冷斋夜话》引沈括语），赞扬者说它“曲尽其妙”（欧阳修《六一诗话》），都有各自的道理。公正地说，韩愈无疑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他以宏大的气势、丰富的想象、新颖的语言所写的诗歌，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虽然他着意求变，翻新出奇，但绝不是一味地在语言形式上下功夫，而是既有新的意象、新的形式，又有独特的个性与深入的体验熔铸在其中，所以他的诗常常很有韵味，也很传神，像《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写寺院壁画：

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

……

虽然写来奇奇怪怪，但也确实传达了壁画惊天地动鬼神的气势，呈露了诗人在壁画前心灵所受到的强烈震撼。又如著名的《山石》一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山寺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所见，娓娓道来，让人如历其境。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又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来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霖”，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

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这样，就在读者脑际留下了视感极强的连续图景。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显得很自然。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韩愈诗歌也给后世开启了弊端。一是他逞奇矜博，喜用生僻字和冷涩词，虽有其出奇制胜的效果，但过分使用则会破坏诗歌阅读的连贯性，造成整体意境的割裂支离。像《山南郑相公樊员外酬答为诗……》的“呀豁疚掊掘”《征蜀联句》的“爇堞熇歊熺，抉门呀拗阎”之类，不仅“徒聱牙馎舌，而实无意义”（赵翼《瓯北诗话》），而且也影响了后世诗人把诗当炫耀奥博的工具而忽视表达情感的功能，形成以学问为诗的陋习。二是由于他太过分地刻意求新，用一些丑恶怪诞的意象，这毕竟与人们长期养成的审美习惯相去太远，有时会引起人的厌恶感。像写拉肚子、写牙齿豁落等，又如写寒冷以“气寒鼻莫齅，血冻指不拈”（《苦寒》），写月亮以“兔入臼藏蛙缩肚，桂树枯枝女闭户”（《昼月》），想象是很奇特，但并不美，这对宋代一些诗人（如梅尧臣）也曾带来不好的影响。三是由于他有意变化句式，好发议论，以文为诗，有时便忽略了诗歌本身的韵味、格律。死守格律固然是作茧自缚，但完全不顾语言的节奏却会使诗失去音乐性的美；诗里不是不能融入哲理议论，但哲理太多，缺乏形象，则会使诗没有诗味。宋代有的诗人“以文为诗”，写得干瘪枯燥，这不能说没有韩愈的影响。

当然，韩愈的诗中也有自然流畅、平易明白的，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但这不是韩诗的主要特色，韩愈诗歌的主要特色就是气势宏大，尚险好奇，瑰丽奇崛，在这一方面，他使唐诗乃至宋以后的诗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叶燮《原诗》所说：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

当时，在韩愈周围有一批诗人，除了张籍与他们诗风不同外，其他如卢仝、樊宗师、皇甫湜，刘叉、贾岛、李贺等，都在诗歌语言、形式、风格上与韩愈、孟郊有一定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在当时颇有影响。其中除贾岛开晚唐之风、李贺独树一帜外，卢仝、樊宗师、皇甫湜、刘叉等人的诗都是以怪异艰涩著称的。卢仝的诗，句式参差，好像古文，而想象比喻又怪怪奇奇。如《观放鱼歌》中有“故仁人用心，刺史尽合符，昔鲁公观棠距箴，遂被孔子贬而书”等等，完全不像诗歌；《月蚀诗》想象尧帝决水沃九日，使“万国赤子鱡鱡生鱼头”，《与马异结交诗》想象女娲补天，说是“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都是很怪特的。虽然卢仝有的想象颇有味，如《月蚀诗》写夜色“天色绀滑凝不流，冰光交贯寒朣胧”；有的诗句也很生动，如《白鹭鸶》写鹭鸶捕食“翘足沙头不得时，傍人不知谓闲立”，但是他更主要的是把韩愈那种以文为诗、艰深晦涩、怪异诡谲的弊病推向了极端。另一位樊宗师，则更是艰深晦涩的代表。据说他原有七百六十九篇诗作，但最后只存世一篇《蜀绵州越王楼诗》。诗还勉强可以读通，那序文古往今来几乎无人读通，更谈不上欣赏了。皇甫湜所擅长的是古文而不是诗。从他仅存的几首诗来看，《题浯溪石》、《出世篇》的文字都如散文，缺乏节奏感。刘叉的诗很像韩愈，传说他曾把《冰柱》、《雪车》呈给韩愈看，这两首诗句式就长短不一，想象也很奇特。如《冰柱》一开始就是五、七、八、五、五、四、六字句，在想象冰雪景观时，写道：

始疑玉龙下界来人世，齐向茅檐布爪牙，又疑汉高帝西方来斩蛇，人不识，谁为当风杖莫邪。

比上述几个诗人都稍好些。他在《答孟东野》中写道：“酸寒孟夫子，苦爱老叉诗，生涩有百篇，谓是琼瑶辞。”自称“生涩”，这倒是符合他的诗风的。在这些诗人中，他算是较有成就的，像下面这首《偶书》，就写得豪迈雄健而不晦涩：

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在韩愈周围诗人中，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之一是贾岛。

贾岛（779—843）字浪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早年为僧，法名无本，后还俗应进士试，但一直未中。做过长江主簿、普州司仓参军等低级官职。有《长江集》。

贾岛有两个故事。一是他曾在京城骑驴苦吟，为琢磨“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敲”字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不觉冲撞了韩愈的节仗队伍。这当然是传说，却说明了贾岛爱好苦吟的习惯。在《送无可上人》诗中“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下，他特意作注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秋。”更说明他作诗是极用心刻苦的。二是据说他屡试不中，因而写了几首愤激的讽刺诗，如《病蝉》说病蝉“拆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但“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对怀才不遇大发感慨并讥斥当权者不公，结果在考试时被主司指为“挠扰贡院”而逐出，并落了个举场“十恶”的坏名声（何光远《鉴戒录》）。这也是传说之事，但他一辈子很不得志却是事实，所以张籍《赠贾岛》以“拄杖傍田寻野菜，封书乞米趁朝炊”这样的诗句来描绘他的潦倒。

因此，苦吟与苦境，是形成他诗歌内容和语言特色的两大原因。

贫困不得志，使他的诗时时透出一种萧瑟之气来，悲愁苦闷之辞比比皆是。像《朝饥》叹无烟无米，《斋中》怨“所餐类病马，动影似移狱”，《下第》叹“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都显得很衰飒。又如《上谷旅夜》：

世难那堪恨族游，龙钟更是对穷秋。故园千里数行泪，邻杵一声终夜愁。月到寒窗空皓晶，风翻落叶更飕飀。此心不向常人说，倚识平津万户侯。

一首诗，连用了“恨”、“穷”、“泪”、“愁”和“龙钟”、“寒窗”、“落叶”、“飕飀”，给人的感觉只是一派衰飒愁闷。

另一方面，他毕竟当过和尚，当和尚就得在清寒的生活中保持空寂宁静的心灵境界，并以此为高雅，不宜过分怨怼讥讽。所以，贾岛的诗在叹息愁穷困顿之余，又不免要寻找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于是要借山水来顾影自怜；而这山水林泉在他悲愁的主观心境的投射观照中，也变得寂寞、衰飒与清冷。诸如“几蜩嘿凉叶，数蛩思阴壁”（《感秋》），“柴门掩寒雨，虫响出秋蔬”（《酬姚少府》），“空巢霜叶落，疏牖水萤穿”（《旅游》）。残叶枯木、孤蝉寒蛩、落日黄昏，这些意象表现了贾岛凄清的内心世界，也构成了他的诗歌的衰飒境界。当然，贾岛也有像《剑客》那样显示豪气的诗，但那是极少数。

苦吟决定了他诗歌的第二个特点，即对语言、形式的讲究。贾岛是受韩愈赏识的诗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通之处；

但贾岛努力的方向和韩愈不同，他有些像大历、贞元诗人，主要是在定型的格律形式内精雕细琢，尤其喜欢写五言律诗。他总是极细心地在有限的格律形式内安排最能表现内在情感与外在景色合一的意象，并精心选择具有音声、色彩、情感效果的动词或形容词，来构成对仗工巧、韵律和谐的诗句。韩愈曾称赞贾岛的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相对韩愈一派的怪异诗风而言，可以说是如此。但严格地说，贾岛的诗还是有尖新奇巧的特点，只是锤炼得妥帖，不显得那末生硬。在他的笔下，五言律诗有了新的发展，在意象的选用、节奏的安排等方面，都不再有粗糙的成份；尤其中间对仗的两联，更成为精心锤炼的重点，总是力图写得精巧而优美。这一点，比大历、贞元诗人更高明了些。如贾岛自己感叹“两句三年得”的诗句：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

前一句五字中写了茕茕孑立的孤独者、清澈的潭水及潭水中映出的身影，在形影相吊的意境中给人以一种寂寞感；后一句五字中则写了人的疲惫，而疲惫的孤独者倚树小憩，又在寂寞之中增添了无家可依的气氛。两句对偶工巧，经过苦思冥想而又显得比较自然。又如以“推敲“闻名的《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全诗写来幽冷清寂。中四句的动词用得尤其精巧，颔联的“宿”与“敲”在第二字，颈联的“分”与“动”在第三字，错落开来，使节奏有了变化；而一联中一动一静、一虚一实的搭配，也使感觉有一种起伏。尤其是“敲”字的使用，不在意时会觉得平淡，但与鸟宿树上的静态相配，一静一响、一暗一明，这“敲”字就很有味道，比起“推”字来，不仅突出了夜深人静时清脆的叩门声，还暗示了对前句出现的宿鸟的惊动，更增添夜的静谧感。

苏轼曾用一个“瘦”字评价贾岛（《祭柳子玉文》）。所谓“瘦”，在形式上来说，是拘谨而不开阖；在气势上来讲，是收敛而不恣肆；在美感上来讲，是清寒而不瑰丽；在内容上来讲，是狭窄而不宽广。

说到贾岛，就应该提到姚合，他们都是中唐诗风向晚唐诗风转化中的枢纽人物，后人常以“姚贾”并称。

姚合（约775—约846），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元和十一年（816）进士，曾任武功主簿，所以人称“姚武功”，其实他后来还当过金州、杭州的刺史和秘书少监等高职。有《姚少监诗集》。

姚合编过一本《极玄集》，选了王维、祖咏及大历、贞元诗人、诗僧的一些诗，并称他们都是“诗家射雕手”。他自己的诗作也正是继承了王维、大历十才子及一些诗僧的家数，以清幽淡远的内容和精巧工细的语言及格式化的五律为特色的。如他的《闲居遣怀》十首，写的是一种闲恬的生活情趣，“优游随本性，甘被弃慵疏”（其四），“世间多少事，无事可关心”（其五），“野性多疏惰，幽栖更称情”（其八），看来仰慕的是随分安乐的情怀；《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写的是对当官入仕的满不在乎，“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涂”（其三），“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其二十二），看来厌恶的是世间的俗务。所以他诗中的景，多是恬淡清静的小景；笔下的人，多是闲适萧散的人，诸如“漏声林下静，萤色月中微”（《寄友人》），“秋灯照树色，寒雨落池声”（《武功县中作》其十六），“晓来山鸟散，雨过杏花稀。天远云空积，溪深水自微”（《山中述怀》）。

但是，他心里依然想着利禄爵位，满肚子牢骚，如《送王求》中说：“我身与子同，日被饥寒迫。侧望卿相门，难入坚如石。”可见他还是不能真正淡泊的。在他与贾岛的寄赠酬唱中，也你应我和，大叹苦经，如“家贫唯我并，诗好复谁知”（《寄贾岛》），“衣巾半僧施，蔬药常自拾。凛凛寝席单，翳翳灶烟湿。颓篱里人度，败壁邻灯入”（《寄贾岛浪仙》），于是，诗中常常带着一重伤感、悲愁。这种真实的伤感悲愁和极力追求的闲恬平和，映射到山水意象中，构成了姚合诗歌的两个主调。

贾岛、姚合的诗歌，已经偏离了元和时代韩愈等人力图以新气格、新意象、新形式改造诗风的主流诗潮，在内容上走向了抒发个人的孤寂凄清心境、表现闲适淡泊情趣的狭窄道路，在艺术上走向了以五言律体为主，迁就格律并且偏重中两联字句的工巧、精警、清丽的狭窄道路。这种诗风影响了晚唐甚至宋代的不少诗人。

在韩愈周围的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李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是个早熟的天才，也是个不幸的诗人。《新唐书》说他“系出郑王后”，算是皇家宗室，但谱系已远，沾不上皇恩了。他父亲当过县令，而他却由于父名“晋肃”，与“进士”谐音，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只当上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二十七岁就怏怏而死。有《李长吉歌诗》。

李贺仕途不顺，但很早便在诗坛扬名。传说宪宗元和二年（807），十八岁的李贺以一首《雁门太守行》使大诗人韩愈刮目相看（见张固《幽闲鼓吹》），诗如下：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诗中色彩瑰丽而不凝滞，气势悲壮而不衰凉，节奏沉郁而不纷乱，无怪乎韩愈一见而惊起，大为赞赏。

早熟的天赋曾使李贺心中充满浪漫的理想，《南园》诗中说：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可是，冷酷的现实却给他一次次打击，使李贺的理想被击得粉碎，心头充满悲凉。《赠陈商》中说：“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人生有穷拙，日暮聊饮酒。只今道已塞，何必须白首。”因此，浪漫的理想和困顿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使李贺心中充满忧郁，这种忧郁又转化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人生短促，光阴易逝，乃是诗歌的一大主题，李贺羸弱多病，对这一主题便尤其敏感。怀才不遇，是诗歌的又一主题，谁的理想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差距越大，谁的痛苦就越深。而人在现实中屡遭挫折之后，又会更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短促、时光易逝的悲哀。因而这生命与理想的两重主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李贺诗的主旋律，他常把对生命与理想的忧郁和痛苦放在心中反复咀嚼，写在诗中，如《秋来》：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这种忧郁与激愤的情绪，渗透了李贺的大部分诗歌。

李贺有时把解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鬼世界，著名的《天上谣》、《梦天》及《瑶华乐》、《上云乐》中，都曾描绘了他心中虚构的欢乐、神奇、美丽的世界。但当他面对现实，睁开眼睛时，他更多地看到了丑恶、黑暗。这现实世界中有贪官污吏的横行暴敛、横行霸道，如《感讽五首》之一写到县官逼迫越妇纳绢；有统治者奢侈*佚而劳动者饥寒苦辛的不平，如《老夫采玉歌》写到为统治者采玉的老人的心境与遭遇，等等。而他更多的是从自己坎坷的命运中感到世界的冷漠、残酷，他心中这个世界天昏地暗：“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毒虬相视振金环，狻猊猰猘吐馋涎。”

（《公无出门》）就连山水自然也是阴森森的，他所看到的，是枯死的兰花芙蓉，是衰老的鱼马兔鸦，是残败的虹霓露珠，是朽腐的桐桂竹柏。“老景沉重无惊飞，堕红残萼暗参差”，“离宫散萤天似水，竹黄池冷芙蓉死”（《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

所以在他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青年诗人在命运面前的痛苦心灵。从个人命运出发，感受、体验和对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是李贺诗的主要内容。

与韩愈一样，李贺是最富于想象力的，但两者之间又有明显不同。韩愈的想象光怪陆离，富丽华瞻，但以人力追求的痕迹很明显，而李贺的想象，更近于一种病态的天才的幻想，是常人的思维很难进入的。正如杜牧所说，“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这种奇异乃至荒诞的想象就构成了李贺诗的第一个艺术特点。在他的诗中，曾想象时间是一种太阳的飞光，而太阳是衔烛龙拉着奔跑的，把龙杀死，时间就会凝固（《苦昼短》）；而太阳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体，敲起来会发出玻璃声（《秦王饮酒》）；月亮像个车轮，轧过露珠遍布的草地会发出雾蒙蒙的柔光（《梦天》）；他还能想象铜铸的人与驼会流泪，泪水像铅汁般沉重（《金铜仙人辞汉歌》及《铜驼悲》）；瘦马的骨是铜的，敲一敲会发出金属声（《马诗》）；鬼魂能点灯，而这灯则是漆般的光亮（《南山田中行》）；而从箜篌声他能联想到昆山玉碎、凤凰鸣叫、芙蓉泣露、石破天惊，感觉这乐声能使空山凝云、江娥悲泣、老鱼跳波、瘦蛟飞舞（《李凭箜篌引》）。

也与韩愈一样，李贺极注意语言、意象的新颖，这是他的诗歌艺术的第二个特点。据说他作诗呕心沥血，他母亲因此而叹息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李商隐《李长吉小传》）但同样是辞必己出，决不蹈袭前人，韩愈多用古字、生僻字，李贺则用不寻常的组合来取得特殊效果；韩愈诗的意象给人以力量的震撼，李贺则给人以心理的刺激。抑郁、痛苦的心境，使李贺搜寻新颖意象时，多偏重于枯寂幽僻的一类，“老”、“死”、“瘦”、“枯”、“硬”这种语汇是他常用的。

然而李贺又是一个生命欲望极其强烈的诗人，他并不喜欢纯粹的空寂落寞，而是在荒凉中追寻斑斓的色彩，在死寂中表现生命的活动。于是，浓暗与艳丽、衰残与惊耸、幽冷与华美，共同构成了李贺诗歌意象的特殊美感。如“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白狐向月号山风，秋寒扫云留碧空”（《溪晚凉》），这样的句子在李贺诗中比比皆是。再录一首完整的《南山田中行》为例：

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这种丰富奇特的想象与意象构成了李贺诗的主要素材，而李贺又以飘忽不定，跳跃跌宕的思路把它们串在一起。构思的跳跃性极大，是李贺诗歌艺术的第三个特点。常人的思路是连续而有脉络可寻的，而李贺诗却呈现出奇特的艺术思维特征。他的诗中意绪变化无端，时而低沉，时而亢奋，忽而上天，忽而入地，反差格外大。如《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二月》，前七句写仲春二月，花开草长，燕语喃呢，津头舞女长裙飘飞，末两句却转为凄厉之调：“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天上谣》前十句写天上之乐，末两句突然一声长叹，又回到地上：“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虚幻的乐被现实的悲一下子打得烟消云散。再如《浩歌》，第一、二句写山谷平、海水移，第三、四句转写在王母桃花千度开落间，即使神仙也足够死上几回，五、六句又转来写人间游乐、风光明媚，第七到十句写筝人劝酒，说人未生时哪里知道此身为何物，不必借酒浇愁，人生本来就没有定数，第十一、十二句写慧眼识英雄的平原君令人怀想不已，十三、十四句再感叹时光流驶，人生易老，最后两句又转而高昂，勉励自己不要烦恼、不要蹉跎岁月，一事无成。两句两句之间似断似连，跳跃跌宕，但整首诗又呈现出一种心境，即感叹岁华变迁、哀怨人生不得意和希冀能实现理想这双重主题在心中矛盾地扭结着。这种跳跃拼合的方式与贯穿流畅的方式比起来，更有一番风味。

以上三个特点又可以归结为一个总的特点，即李贺的诗较前人更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而忽视客观事物的固有特征和理性逻辑，打乱了人们所习惯的思维程式。

由此，他给中国诗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当然，李贺的诗也有其缺陷，一是有些诗写得晦涩零乱，令人捉摸不清它的内涵；二是由于诗人往往沉湎在个人狭窄、扭曲的心境中，诗歌情绪因此显得低沉阴暗，缺乏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从贞元后期孟郊、韩愈在诗坛上掀起新诗潮起，到大和年间，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从诗的语言、内容、风格、体式等各方面进行创新，使中唐诗坛呈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但唐帝国的繁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群诗人又大多遭遇坎坷，在社会中感受到沉重的压抑，他们的心态、情感往往显得扭曲甚至是变态。他们的诗在表现个人内心世界方面是丰富而敏感的，却不可能再具有盛唐诗歌那种自然、开朗、宏放、刚健的气象。在语言与形式的创新上，他们走的是矫激的偏锋，有意立异，从险怪、瑰奇、生涩等方向上变旧求新，这既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也留下了一系列弊病，这尤其表现在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的倾向上。但不管怎样说，这些诗人（特别是韩愈和李贺）所显示出的对于艺术独创性的热烈追求和他们的创造才能，是首先值得肯定的。

韩愈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阳（在现在河南省）人，唐代文学家。他曾在地方政府和朝廷任职，多次被贬官。他提倡的“古文运动”，开创一代文风，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他的散文，说理透彻，气势磅礴，语言简洁，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被列在第一位。韩愈的诗也别具一格。

童年

韩愈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都去世了。他就由在京城做官的哥哥韩会抚养。韩会对弟弟很好，教他认真读书，好好做人。

韩愈十岁的时候，韩会受到别人的牵连，被贬官到韶州（在现在广东省），他要带一家人去那里。从京城长安到韶州有几千里的路程。一路上，韩会虽然心情不好，还是不停地给弟弟讲沿途风光和名人故事。韩愈记忆力很好，把哥哥讲的话全记在心里。

到韶州不久，韩会就因心情苦闷，又加上水土不服，生病死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嫂嫂郑氏带着韩愈和儿子，护送着韩会的灵柩，回到了故乡河阳。

安葬了韩会以后，郑氏关心地对韩愈和儿子说：

“人生短暂，你们要抓紧时间读书做学问。虽不求显赫一时，也要不枉度一生。”

韩愈这时候已经很懂事了，他知道这是嫂嫂替哥哥说出的话。从此以后，每天早上公鸡一叫，他就起床做操，然后回到书房里读书。

韩家历代有人做官，藏书很多。韩愈就从《论语》、《孟子》读起。遇到问题，他就向嫂嫂请教。可当韩愈读到《书经》、《易经》的时候，嫂嫂就不能教他了，韩愈就去找当地有学问的人请教。就这样，韩愈还读了《老子》、《庄子》、《荀子》等先秦散文著作。

有一年春天，嫂嫂把韩愈叫到身边，对他说：

“兄弟，你长大了，去洛阳求学吧。那里有学问的人多，可以开阔你的眼界。”

第二天，韩愈带着书僮，走上了去洛阳的路。

读书像品酒

到了洛阳以后，韩愈拜访了一些韩家相识的亲朋故友。大家见他懂礼貌又有学问，都邀请他住在自己家里。韩愈谢绝了大家的好意，自己找了两间茅屋住下，开始过起清贫的读书生活。

韩愈身穿布衣，每天只吃两顿饭，其余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访友。有时候，他读书入了迷，要到半夜三更的时候才睡觉。

有一次，韩愈和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文章。韩愈心直口快地说：

“这读书就像品酒一样。好文章读起来，让人觉得痛快。那差的文章，比如骈体文，死板得很，读了让人憋气难受。”

“依你之见，哪几位名家写得好呢？”朋友们问他。

“要说先秦，当然是孟轲、庄周。要说两汉，当数董仲舒第一，其次是贾谊、扬雄。他们的文章形式自由，语句动人，含义深刻。”

后来，韩愈成了大学问家，就积极倡导人们学习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反对束缚人的骈体文，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为百姓说话

韩愈在洛阳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去长安求师访友。后来，他参加考试，中了进士，做了一名监察御史。这个官虽然不大，却具有弹劾政府官吏的权力。

有一年，关中地区（在现在陕西省）发生了大旱灾，许多灾民被迫离开家乡，拥进了京城长安。他们衣不遮体，四处乞讨，不少人饿死在街头。为了了解灾情，韩愈就装扮成百姓模样下乡察访。

长安郊外到处是一片凄惨景象：田地出现裂缝，庄稼只剩了枯枝，四周连一块绿色也看不见。村里人烟稀少，十家有九家都外出逃荒去了，剩下的靠吃草根树皮为生。

韩愈还了解到，为了交纳税钱，有的人家被逼得拆屋砍树卖；还有的人家，看养活不了孩子，竟把他们丢在水沟里。

韩愈心想：“灾情这么严重，百姓生活这么悲惨，可长安地方长官李实居然欺骗皇上说天气虽旱，谷子却长得不坏。我要把灾情告诉皇上。”

于是，他立刻写了一个奏章，描述了关中地区天旱人饥、酷吏剥削的真实情况，请求皇上减免这一带百姓的租税。

韩愈的举动惹恼了那些权贵。特别是李实，很得皇帝信任。他偏说韩愈夸大了灾情，如果照韩愈说的办，其他地方也要求减免租税，朝廷就什么钱也收不上来了。唐德宗一听火了，马上下诏书，降了韩愈的官，叫他到连州阳山（在现在广东省）去做县令。

倡导古文

过了一年多，昏庸的唐德宗死了，新皇帝即位以后，韩愈又被召回长安，做了国子监博士（相当于现在大学教授的职务）。韩愈学识渊博，讲课生动，因此，受到太学生们的欢迎和尊敬。

有一天，韩愈家中聚集了不少朋友和学生。大家谈论历史，评说文章，十分热闹。一个学生问韩愈：

“先生，您主张写文章要以古圣贤人为师，反对骈体文。难道骈体文就无丝毫可取之处吗？乞求先生教导。”

韩愈微微一笑说：

“六朝以来的骈体文当然也有写得比较好的，像王勃的《滕王阁序》。但是作为一种文体，它过分追求形式的完美，忽视内容的生动。句子必定要四字、六字一句，要对偶押韵，还要用典故，这样太束缚思想了。而古文呢，形式就不这样严格，可以任意抒发自己的感受和见解。所以我要大家学习古文。”

“那么，好文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另一个学生问。

“第一要去掉陈词滥调，众人说滥的老话、生僻不用的死词不要用；第二要文字通顺流畅；第三文章要有气势。总之，要言之有物，文字要能有力地表达内容。”

韩愈一连举了不少例子讲解，太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很受启发。

韩愈还带头写了不少优秀的古文，如《师说》、《进学解》等等。其中不少名句为人们所传诵，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等等。

在韩愈和柳宗元等人倡导下，用古文写作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改变了文坛风气。

推和敲

有一天，韩愈办完公事回府。当时有个规矩，朝廷官员外出，行人遇到必须回避。所以一见韩愈到来，街上行人都纷纷让路，可有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骑在驴子上摇头晃脑，右手还在空中作一推一敲的姿势，丝毫没有躲避的样子。随从人员立刻拥向前，把那人拿下，送到韩愈马前问罪。

“你为什么不回避呀？”韩愈生气地问。

那个年轻人仿佛才从梦中醒来，眨了眨眼睛，忙向韩愈行礼说：

“晚生刚才正在作诗，有两个字难以选定，因为心思都用在这两个字上，才忘了回避，因此冒犯大人。”

一听作诗，韩愈转怒为喜，忙问：

“你在作什么诗？哪两个字难定？”

年轻人兴致勃勃地把诗念了一遍说：

“就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中的‘推’字，我想改用‘敲’字，又觉不妥。反复思索，一时决断不下。”

韩愈听了点点头，一边有节奏地诵读着诗句，一边用手作“推门”和“敲门”的姿势，他用心琢磨了一会儿，大声说：

“我看还是‘敲’字好。”

“为什么呢？请大人赐教。”

“这首诗写的是一位僧人（和尚）月夜访友人的情景。僧人去时已经是夜晚，门自然是关闭的，怎能推门进去呢？‘推’不合情理。而且，敲字响亮，在静悄悄的月夜，突然响起敲门声，惊动了栖息在树上的鸟儿，静中有动，意境优美。”韩愈一口气说完了自己的见解。

“大人高见，大人高见。”年轻人佩服地伸出了大拇指。

韩愈见眼前的年轻人又好学又谦虚，不由地盘问起来，才知他叫贾岛，是来京参加考试的。他爱惜贾岛的人才，让他并马而行，一同回府去。这样，贾岛成了韩愈的学生和朋友，经常一起讨论文学上的问题。后来，贾岛也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

谏迎佛骨

长安附近有座法门寺，寺里藏有一节指骨，据说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遗骨，称为佛骨。

有一年正月，唐宪宗为了祈求长寿，派人把佛骨迎进了皇宫，供奉了三天，又下令长安各大寺庙轮流展出佛骨。这一来，上自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争先恐后地迎拜佛骨，向寺庙捐献财物。为了拜佛骨，不少人弄得倾家荡产。韩愈看到这些，十分生气。立刻给唐宪宗写了一份奏章：《论佛骨表》。他说：

“古代没有佛教的时候，许多帝王都长命百岁，自打汉明帝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信佛的皇帝就都早死，而且国家接连出现动乱。”

这话说得太厉害了。韩愈满心希望这篇奏章会使皇帝醒悟，不要再做劳民伤财的事。没想到唐宪宗看完奏章就勃然大怒，气呼呼地说：

“韩愈好大胆，我要把他斩首！”

宰相裴度是韩愈的朋友，连忙替他求情，请皇帝减轻对韩愈的处罚。

“不行！”唐宪宗怒气未消地说，“他说什么信佛的皇帝都早死，这不是在诅咒我吗？”

“皇上，韩愈出言不逊，应当责罚。不过他是出于一片忠心，如果为此将他处死，臣怕今后无人直言敢谏了。”

许多大臣都为韩愈说情。唐宪宗答应不杀韩愈，可还是要把他贬为潮州（在现在广东省）刺史，限期叫他上任。韩愈又一次到遥远的南方去了。

风雪路上

在去潮州的路上，韩愈心情沉重。想到自己对皇上一片忠心，却被贬官去远方，如今这一走，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眼看快到蓝关（在现在陕西省）了，天气忽然大变。先是飘下雪花，后来又刮起狂风，风卷着雪花，吹得人睁不开眼睛。

韩愈急忙催马赶路，谁知马竟甩动四蹄，不肯前行。正在他焦急的时候，后面有人骑马跑来。那人来到韩愈面前，飞身下马，上前行礼叫道：

“叔公，侄孙来迟了。”

原来，来人是韩愈的侄孙韩湘，他是特来和韩愈做伴的。韩愈见到亲人感慨万分，不禁随口吟诗一首：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写的诗，和他的文章一样，很有名气。除了这首诗以外，他还写过不少平白如话耐人回味的诗。如“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些诗形象地描绘出山川景色的优美，至今为人们传诵。

冒险平叛

唐宪宗死后，唐穆宗即位，韩愈又被调回长安做官。

有一年春天，镇州（在现在河北省）发生了叛乱：节度使田弘正被部下杀了，叛将王庭凑自任节度使。唐穆宗派兵去征讨。谁知道一仗打下来，官军不仅没打下镇州，大将牛元翼的一路人马反而被叛军包围了。

唐穆宗赶紧同大臣们商量对策。由于朝廷没法增派更多的军队，只得同意让王庭凑当节度使，同时决定派一名大臣去劝王庭凑解除对官军的包围。

“众卿，谁愿负此重任？”唐穆宗问。

大殿里一片沉默。谁都清楚，同这些叛军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的。

“难道无人替朕分忧吗？”

话音刚落，韩愈站了起来：

“臣愿去镇州。”

“你去后见机行事，不一定要进王庭凑的军营。”唐穆宗说。

“臣既然要去，岂能只顾个人得失而观望不前呢？”韩愈斩钉截铁地回答。

韩愈来到叛军军营，只见到处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一个个刀出鞘，箭上弦，杀气腾腾。韩愈从容地进入军帐坐定，一边品茶，一边威严地盯着王庭凑，好半天一言不发。王庭凑倒沉不住气了，说：

“韩大人，镇州之乱，都是下边将士所为，并非我的本意。”

“朝廷已经同意你做节度使，为何还包围牛元翼将军不放呢？”韩愈郑重地说。

话没说完，一群叛将围住了韩愈，气势汹汹地质问道：

“我们为朝廷卖过命，立过功，哪点对不住朝廷？为什么把我们当做叛贼？”

“田弘正待部下太刻薄了，所以我们全军不满。”一个叛将申辩说。

韩愈严肃地说：

“可你们已经把他杀了，连他全家都给杀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要说的是，归顺还是反叛朝廷，你们今后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好好想想吧！”

众人果然哑口无言了。半晌，王庭凑才问：

“现在我们怎么办？”

韩愈缓和了口气说：

“只要撤除对牛元翼军队的包围，就没事了。”

“好，好，我马上照办。”王庭凑说。

韩愈圆满地完成了使命。



韩愈和李杜的诗歌特点

韩愈和李杜分别是唐代文学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诗歌特点各有不同。

韩愈的诗歌以雄奇奔放的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着称。他的诗歌语言简练、生动，富有表现力，常常以景抒情，寓情于景，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韩愈的诗歌不仅在当时备受赞誉，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语言透彻明晰，词藻简洁，以奇特的才情和深刻的理性，形成了他无与伦比的诗歌风格。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是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李白的诗歌想象丰富，构思奇特，风格奔放，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表现出一种追求自由、独立不羁的精神。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杜子美”等。他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杜甫的诗歌以深刻的社会洞察和人性关怀为主旨，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他的诗歌语言精炼准确，形象生动，韵律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总的来说，韩愈的诗歌注重表现个人的感受和思考，语言简练有力；李白的诗歌则更注重个体的自由和精神的飞翔，语言奔放而富有想象力；杜甫的诗歌则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语言沉郁而富有深情。三位诗人的诗歌特点各异，但都在唐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诗歌的好处有很多，以下是一些主要的优点：

表达情感：诗歌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它可以通过优美的语言和韵律来传达情感，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感受到诗人的情感世界。增强语言能力：诗歌通常具有押韵等特点，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增强语言的敏感度和欣赏能力。

开拓思维：诗歌往往具有隐喻和象征等特点，需要人们运用联想和想象来理解，这有助于开拓人们的思维和想象力。文化传承：诗歌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通过学习和欣赏诗歌，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文化和传统。

举例说明韩愈诗歌奇崛险怪的特点

　　韩愈险怪诗风成因分析

　　作者：张　昱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是中唐时期诗文成就较高的作家之一，也是韩孟诗派的领袖。对自己的诗歌韩愈这样说道：“我愿生两翅，捕捉入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调张籍》）这与皇甫湜“吾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揭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呼吸也”。（《题柳州集后序》）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我们从他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他用奇字，造奇句，塑奇景的险怪风格。韩愈诗歌奇崛险怪的美学特征，在诗史上独树一帜，就其成因，除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简略提及外，至今少有人展开论述。那么是什么造成韩愈诗风险怪呢？我认为这与当时道教的盛行和韩愈生平遭际有极大的干系。

　　

　　一、道学与险怪

　　

　　受六朝门第观念的影响，唐代李氏皇族为了提高其李姓的地位，尊道教创始人李耳为祖。所以道教在唐代被称为“国教”，一直得到皇室的提倡和帮助，发展态势极其旺盛。到开元天宝间达到极致。此时儒家至圣周公被推出学宫，由老子来安坐其位。孔子虽被封王，却成了老子的侍从。而到了中唐，国家形势急转直下，经济凋敝，政治腐败，战争频繁。于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这一凌乱不堪的社会现实失去了信心且倍感厌倦，大多走上了服药炼丹的路途，妄想借仙境虚幻的快乐来抵消现实痛苦。

　　处于中唐的韩愈其世界观也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作为政府官员，他力排佛老，振兴儒学，想使国家步入礼乐文化的正统轨道；另一方面作为独立个体，他又要张扬个性，要找回自我，回归到自我本性中去。这时他就不得不向崇尚自然的道教文化中寻找出路。于是这就导致了韩愈文学上人格的分裂。一方面他用散文来阐发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社会抱负；另一方面又在诗歌领域抒发自己的个体感情。并于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道教美学理论和意象。庄子在《齐物论》中讲：“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画为一。”从此可以看出在“道”的天平上万物不分善恶，不分美丑。所以这种思想使韩愈突破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教条，顺理成章的将怪异之景引入了诗歌领域。

　　但是现实的物象，往往是平庸的，所以韩愈又将道教中色彩缤纷、瑰玮怪诞的道教神仙体系引入诗中。如《陆浑山火》中写道：“山狂谷狠相吞吐；风怒不休何轩轩，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烧周四垣，神焦鬼烂逃无门……”从诗中不难看出韩愈将冬日山林火灾写成了惊天动地的鬼神故事。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韩愈对道教意象并非简单借用，而是顺应自己情感及审美需要对意象进行加工，从而使其富于新的内蕴。所以我觉得对韩愈“险怪”诗风影响最大的并不是道家瑰玮的意象及神仙体系，而是道家的万物皆统一为道的美学范畴。

　　

　　二、生平遭际

　　

　　韩愈一生中的种种遭际也是导致他诗风走向险怪的一个原因。韩愈幼年早孤，由其兄嫂扶养，在他十三岁时，其兄又去世，随其嫂郑氏千里奔丧，而且无亲朋相助。这些幼年时的苦难势必在韩愈幼小的心灵里埋下凡事要靠自己的种子，同时也会大大增强韩愈出人头地的愿望。当然这也磨砺了韩愈的品格，于是韩愈在《答侯继书》中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少年韩愈就用这种苦学精神对抗着“天祸我家，降集百殃”。（《祭郑夫人文》）

　　苦难除了促使韩愈勤学苦读外，还教会了韩愈忍耐。所以当十八九岁的韩愈到“名利之都府”长安（《复志赋》）求功名的时候，忍受了数次落第的痛苦。为了支付长安昂贵的开销，“穷不自存”（《殿中少监马群墓志》）的韩愈“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殿中少监马群墓志》）过起了寄人篱下，乞衣求食的生活。苦心人天不负，韩愈终于中了进士，但是仕途似乎离韩愈还是很远，因为他又被拦在了吏部的博学宏辞的门外。为了做官韩愈忍受着人们的讥笑、拒绝与侮辱，最终沦落到钻营一辈中。他到处干谒，俯首贴耳于达官贵人之中，摇尾乞怜。离开长安之后，韩愈做过汴州幕府，但是不甘心的他照样通过钻营做上了监察御史，以为报国有门的韩愈却迎来了个“朝为青云志，幕作白首囚”的下场。贞元十九年（803）冬至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被贬阳山，后待命郴州。在这个期间，他创作有60余首作品，其中险怪诗就有23首，从而把险怪诗风推向极致。

　　韩愈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大量创作险怪诗呢？为什么能够把险怪诗写得那样出色呢？笔者认为，韩愈险怪诗的创作紧接着阳山之贬而出现，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奥秘在于韩愈心灵上烙刻有深重的“滴阳印记”，所谓“滴阳印记”，是指韩愈在滴阳这段“贬历”中的心态和感受。注之于诗的“滴阳印记”，是指诗中所描写的滴阳途中及其贬地阳山的物事，所渲染的滴阳途中及其贬地阳山的险怪，所发泄的贬谪之臣的怨愤和不平。这种“滴阳印记”不仅贯穿在韩愈首次南贬诗作的全过程，而且还深沉地影响到诗人返京以后的诗作风格，被古今学者公认的韩愈险怪诗中的代表作，如《陆浑山火》、《孟东野失子》、《赤藤仗歌》、《记梦》等险怪诗名篇，均写于阳山之贬返京后的元和初年。这些力作大都激荡着岭南的“炎暑之气”，烙刻着深重的“滴阳印记”，因而光怪陆离，惊世骇俗。正是这个“滴阳印记”使韩愈得以在诗歌创作中独辟蹊径，在百花争艳的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进而成为中国险怪诗派的鼻祖。

　　首先，被贬谪的失意人生与压抑心态，触发其作诗鸣不平情愫的形成。韩愈于贞元十九年冬任监察御史，而后他发现朝政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心中忧急，不禁托物起讽。不久，他为民请命被贬阳山令，后又“量移”江陵任法曹参军。他这种志抱高洁与失意人生相交织、忠君思想和怀才不遇相和合的复杂心态，使他满腹怨愤，不能不作诗以抒发感受，鸣其不平。在这几年中，韩愈的生活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统治者给予他不平的待遇无处申诉，盘亘于心头的忧郁和悲愤又不能直明白接地发泄，于是他只好移情于物。一方面，他把自己对某些居心险恶的权贵和其爪牙的感觉印象和情感移位于自然界的险怪的东西上；另一方面，他又把对自己的坎坷处境的感觉和情感移位于与之有类似之处的外物上。这是“情因物感，文以情生”的结晶，险恶幽怪的意象之中融注着诗人悲愤不平的思想情绪。

　　其次，滴阳途中见所未见的异地景物，触发其丰富的奇异想象。岭南的奇风异俗，激发其猎奇的创作意识。韩愈此行，途中不仅经过湖南，在“浩浩荡荡”“浊浪排空”的洞庭湖航行，在由临武入粤时攀登了高山险岭；而坐船由连州到阳山，则历览连江三峡之奇美、连江河水之湍急、阳山气候之奇特；在离阳往江陵途中，又在郴州逗留三个月，赴江陵途中历览名胜古迹。南方的奇山异水激起具有好奇个性的韩愈的创作激情。而好奇个性与悲苦心境的契合，又促使诗人的笔触更多地伸到险奇幽怪的大自然景物中去。韩愈贬阳途经湖南，湖南不仅保留了炎帝、舜和二妃及屈原的神话与传说，而且由于湖南原属楚地，还保存了较浓厚的巫风。“巫之别名，曰摊教、曰师教。……湘省此教最盛，男女均有之，为人求神驱病。”韩愈在《祭河南张员外文》、《谴虐鬼》和《郴州祈雨》里，都曾反映了上述情况。同时韩愈谪居的阳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且有许多令中原人难以理解的奇风异俗。可以肯定，湖南的神话传说和巫风、阳山的奇风异俗激发了韩愈的猎奇意识，对韩愈写险怪诗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些已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如《县斋有怀》、《送惠师》、《送灵师》、《刘生诗》等。

　　最后，阳山贬所的艰苦生活，引发其神奇的幻想。贬官的休闲生活，又为其创作险怪诗提供了时间保证。人在困难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幻想。韩愈在请阳途中的逐臣生活和在阳山贬所的生活，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穷困落魄的阶段，因此，韩愈险怪诗中，处处可见一种“虚幻世界”。韩诗中的虚幻世界，更多的是人间世俗社会的影子。这就更给诗歌增加了一种灵异缥缈、光怪陆离的气氛。

　　综上所述，我认为韩愈的险怪诗风的形成，是其个人遭际及道教兴盛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个人遭际所导致的心灵创伤是直接动因，道教美学系统是突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论支持。应该说，他的生平遭际，特别是被贬阳山是险怪诗风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参考书目：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钱冬父《韩愈》

　　肖占鹏《韩孟诗派研究》

　　唐晓繁《唐文学思想研究》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陈炎 李红春《儒释道背景下的唐代诗歌》

　　张昱，河南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满意请及时采纳——

　　>>>你的采纳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关于“韩愈诗歌的特点是什么？”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