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是干什么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早期玉器有哪些？)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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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苏坡乡金沙村，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距今约3200年—2600年）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

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各自出土文物：

金沙遗址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约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重要遗迹有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区、一般居住址、大型墓地等，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珍贵文物5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以及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和鹿角。

金沙遗址的发现，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共同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

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中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其中3个坑中发现有象牙。3月21日，三星堆考古“上新”继续进行中，4号坑一根重达100多斤的象牙被完整提取。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重要文物，保存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但目前已发掘的面积只占遗址总面积的2%左右。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早期玉器有哪些？

良渚

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宁绍平原-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是江南最具特色的一个文化系列。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河姆渡文化，被认为是江南地区迄今最早的、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遗存。其后发展起来的马家浜文化或草鞋山文化分布范围更广。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嘉兴马家浜、吴县草鞋山等，距今6000年左右，他们发展成为甚为发达的良渚文化。

在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有待进一步考古确定。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新发现的这座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有专家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在省文物局良渚管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瓶窑镇上的古城遗址。东西南北四个城墙门，如今安安静静地躺在农田里，四周有少量的住家。

城墙上留下原始居民生活垃圾痕迹

北城墙同样也挖出了一个坑，同样的黄土和石头，唯一不同的是“这座城墙坑比较考究，底部到地表的夯土层是泥和沙相间，而且很有规律，从上到下沙层逐渐加厚，泥层逐渐变薄，做工非常考究”，据刘斌推测，土墙上的那些黑色杂物，应该是原始居民残留下的生活垃圾。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因此，专家推断，古人在建城时显然对地理位置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非常意外，缘于去年6月一次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基建项目。

当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挖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向河沟。这让刘斌感觉到有戏，随后，他带领考古队员深入挖掘。洛阳铲一把铲下去(洛阳铲，长柄，铲头为半圆筒状，打入地下再提起来时，铲头就能带出一筒土，对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包含物的辨别)，在4米多深的地方，铲头碰到了石块，换个地方再铲，在差不多的深度再次碰到了石块。当泥土一层层挖去，一大片石块露出来，经过局部解剖发现，这一高地是由人工堆筑而成，宽60多米，深近4米。

结果考古人员发现整块土地其实都是人工夯筑而成——土质为黄土，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在黄土下面，铺着一层石块，石块比较圆滑，应该是从周边现成拣来的。之后的挖掘证明，这大堆的黄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墙，稻田下的那条沟渠是护城河。

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

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

古城文明势力曾影响半个中国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说，说明良渚古城的意义，得站在“良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高度着手。已经发现的良渚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专家认为当时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如今又找到了城墙，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曾经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古城面积与颐和园差不多

城墙比西安城墙宽2～4倍

本报讯浙江省考古所近日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还有待于在进一步考古工作后才能确定。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这座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专程赶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良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被誊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的发祥地。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单。

河姆渡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七千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编辑本段]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农业：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2）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3）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三星堆又上新,一件龙形青铜像被发现

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新石器时期的时间，要稍晚于黄河流域，但在玉器方面，其分布范围之广、玉器遗存之多、品种内涵之丰富及艺术境界之高超，均为世人所瞩目。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玉器以四川省巫山大溪文化、湖北省天门石家河文化、安徽省潜山薛家岗文化和含山凌家滩文化玉器为代表。

大溪遗址位于巫山瞿塘峡南岸，大溪文化的范围西达川东、东临汉水、南至湘北、北抵荆州。起始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400年至前2700年，延续了1700余年。

大溪遗址发现有玉钺、玉玦、玉环、玉坠及纽形饰等玉制装饰品，共有3类：一是耳饰类，有块形、梯形、方形、圆形等各种耳饰多件；二是臂饰，即玉锡；三是项饰类，有小型的玉琅、玉璧、玉坠等饰物。

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葬及其众多的玉器，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玉器的一个重要特色。所谓瓮棺葬是以陶制瓮、缸、盆、钵、罐等容器为葬具，将两者相扣构成瓷棺，安葬死者及置放随葬物品。

石家河隶属于湖北天门县境内，有许多新石器时期遗址，尤其肖家屋脊遗址，有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葬16座。在昀大一座瓮棺之中发现随葬玉器56件，计有玉人头像6件、玉虎头像5件、玉盘龙1件、玉坤11件、玉飞鹰1件、玉珍2件、玉管10件、玉坠1件、玉珠5件、圆玉片2件、玉筹2件、玉柄形饰5件，另有碎玉玦5件。

该墓的玉器数竟占16座墓随葬玉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并且还囊括了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大部分品种。在其他瓮棺之中，同期发现的品种还有玉羊头、玉鹿头、玉牌形饰、玉长方形透雕片饰及玉纺轮、玉锅、玉A等。

石家河文化晚期墓葬的总体特征是以玉为主，或称以玉殓葬。从肖家屋脊109座墓葬观察，属晚期者77座，16座瓮棺葬中除一座墓葬有一只陶杯外，所有随葬之物全部都是玉器，而没有其他任何生活用具。有的墓虽没有玉器，但却放入了几枚残玉或其碎片。

安徽省潜山薛家岗遗址的玉制品多出于薛家岗新石器时期遗址的第三期当中，该期共有墓葬80座，计有玉铲11件、玉环18件、玉根18件、玉管85件、玉琮2件、玉饰33件、无名玉器1件。在这批墓中，随葬品昀少的只有两件器皿。昀多的有46件，其中玉制品达30件。

薛家岗文化距今5000多年，当时佩戴玉器风气盛行，琢玉技术已经成熟，以玉装饰、随葬已成习俗，玉崇拜意识已较突出。薛家岗的一件石铲、石斧及多孔石A非常引人注目，有一件13孔石A长达51.6厘米，宽有12厘米；器形规整，A刃锋利，孔距相等，磨制精细。

另外有的玉A、玉铲还在钻孔周围绘有红色的花果图案，既能实用，又可作礼仪之具，这在新石器时期是不多见的。

安徽省合山凌家滩位于安徽东部，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新石器时期玉器的一处重要遗址。发现墓葬47座，玉器96件，主要品种有玉珊、玉璧、玉玦、玉环、玉璜、玉管、扣形玉饰、纽彩玉饰、刻纹玉饰、三角形玉片、玉勺、玉鱼、玉龟、玉人、玉斧形器等。该处玉器琢制精美，技术高超。墓葬反映当时用玉习俗盛行，具有较典型的宗教和礼仪特征。

长江下游地区玉器遗存是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主要代表。除此以外还包括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这几支重要的文化遍布浙江、江苏和上海的大片地区，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器文物，显示出新石器时期末期我国玉文化的盛况。

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县和宁波市之间，遗物十分丰富，共有玉、石、木、骨、陶各种文物6000多件，其中玉石器数以千计，共有玉环、玉玦、玉管、玉珠四大品种。

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玉器尚处于早期饰品阶段，具体特征表现为；一是玉、石混用，同样造型的装饰有玉质的，又有石质的；二是做工粗糙，雏形不甚规整；三是品种单调，除装饰用外，尚未出现其他别的玉器。

马家浜文化是环太湖地区范围内与河姆渡文化平行发展的一支新石器时期文化。其年代和河姆渡文化相当，距今7000年之久。其分布范围东自东海之滨，南至太湖流域，西起宁镇山脉，北达江淮之间。

马家浜文化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发现玉玦两件，一件乳**，一件乳白色，直径分别为3.2厘米和7厘米，在墓穴中都置于头骨旁边，似作耳坠用。另外，在吴江县梅堰镇遗址、苏州市西南郊越王城遗址、吴兴县太湖边的邱城遗址、武进县戚墅堰镇西南的圩墩遗址及该镇西北方位的潘家城遗址等，发现的玉器主要有玉璜、玉玦、玉镯、玉管及玉坠等。所用玉材有白玉、青玉、蛇纹石玉料和玛瑙。

马家浜文化玉器状况与河姆渡文化相仿，属玉器文化的初起时期。但是，这一切都为以后玉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期晚期的一支重要文化，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东到舟山群岛，西达宁镇一线，南从宁绍平原，北至苏北地区的良渚文化玉殓葬原始风貌，展现了良渚先民以其卓越超群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震惊世界的玉文化千秋伟业。

良渚遗址是指包括良渚、安溪、长命、北湖4个乡在内的大型史前遗址群，有大小遗址40余处。昀具代表性的还是良渚遗址中的大型祭坛遗址。反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位于杭州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在650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墓葬11座，这些古墓全部位于一座人工堆筑的“高台土冢”之上。

冢内玉器不但数量大，而且质量高，其中更有具王权意义的器物，在国内无有出其右者，共有玉器1100余件（套）。

若以单件计算，随葬器件总数竟达3200余件，平均每墓有300件之多。这种盛况不但在全国新石器时期墓葬中难得一见，即使在良渚遗址的墓葬群中也属翘楚。

这些玉器的品种为：玉璧5件、玉琮21件、玉钺5组、玉璜4件、玉镯12件、玉带钩3件、冠形饰9件、锥形饰73件、圆牌形饰131件、镶插端饰19件。

此外还有七状器、杖端饰、串控制合管，单品种有竹节形管、束腰彩管、鼓形人珠、小珠、束腰形珠、球形珠、小圆形珠；坠饰有球形管；串縀饰有鸟4件、鱼1件、龟1件、蝉1件。此外还有镶嵌件。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玉器皆用软玉琢成，色泽多样，打磨光洁，可谓尽皆上品。

良渚文化早期玉器品种还不算很多，玉面朴素，造型也相对简单。良渚中期以后玉器品种极为丰富，造型纹样复杂多变，神权及王权意识更加突出。如良渚玉斧，扁平梯形，下端为圆形，斧刃部有固定用孔，造型非常完美。边缘皆成平圆形，朴素无华，以玉质之美冲击人们的视觉感官。

良渚玉璧也有乳黄、淡红、褐红、灰白、淡绿、黄褐、黑褐各种颜色。昀大者直径26厘米，孔径3.6厘米，加之大多打磨光亮，使玉之美色尽现。

玉琮在良渚玉器中数量很多，全部用透闪石软玉琢制，造型分迹式短筒形和内圆外方柱体形。外壁或饰以形象背面纹或雕琢象征背面纹。良渚玉器雕琢的精细程度令人赞叹不已，加寺墩遗址一件玉琮，被誉为“史前玉器的代表作品”。该琮高7.2厘米、射径8.5厘米至6.7厘米，孔径6.8厘米至6.7厘米。

单说在其形象面效的周围雕琢了许多极其细密的云纹、雷纹，这些纹样由弧形的、细小的短直线组成，一个0.2厘米的圆竟由七八个小的直线衔接而成，一条0.2厘米至0.3厘米的直线也以数点相联而成刻纹，昀细的仅0.07厘米，堪称鬼斧神工之作。还有一件被誉为“玉琮王”的，高8.8厘米，射径17.1至17.6厘米，孔径4.9厘米。黄白色，有规则紫红色瑕斑。此外，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俯视如玉璧形。

琮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4节。这件玉琮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琮是一种用来祭祀地神的礼器。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它的形状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它可能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圆象征着天，方象征着地，琮具有方圆，正是象征天地的贯穿。在当时，每当丰收或祭日时，就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良渚先民就用它来与天地神灵沟通。因此，玉琮是良渚人所用的宗教法器。

这些玉器创作，反映墓葬的规格相当高，从这批出土玉器的用途和象征意义上，可推知墓主所掌握的神权、军事统帅权、氏族领导权和大量财富的支配权。

良渚文化玉器中昀令人瞩目的是以“两眼一嘴”为特征的所谓“兽面纹”，这也是昀具代表性的纹饰。这种“兽面纹”或繁或简，变化多端，它以其狰狞而怪异的色彩和对后世纹饰，尤其是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巨大影响。

良渚文化玉器上刻有很多生动的鸟纹，如良渚文化反山墓地出土的一件全玉钺，袖身上琢有良渚神徽和神鸟图像。同在此墓的另一件玉琮，琢有16只相同的神鸟图形。作为良渚神徽的神人兽面像，其神人的脚是三爪鸟足之形，神人的冠帽琢有羽毛纹样。从良渚玉冠的结构上来看，良渚人有在冠帽上插饰羽毛的习俗。这一切说明良渚人是崇尚鸟的氏族，鸟正是良渚氏族的图腾。

三星堆又上新,一件龙形青铜像被发现

　三星堆又上新,一件龙形青铜像被发现，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往前推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三星堆又上新,一件龙形青铜像被发现。

　三星堆又上新,一件龙形青铜像被发现1

　近日，三星堆8号坑发现一件龙形青铜像。它高约80公分，头和耳朵像老虎，但有长长的犄角，躯体上扬，犹如一条飞龙。考古人员推测，青铜龙与不远处发现的顶觚形尊蛇身人像极有可能是一套器物，若猜测最终成立，这将成为另一件体量巨大的三星堆青铜器！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遗址。

　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汉州志》“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

　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1934年原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Graham）第一次进行了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曾多次组织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城墙、房址、墓葬、“祭祀坑”和窑址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其中，1986年在遗址祭祀区发掘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尤以80余件青铜雕像为前所未见的重器，这些“惊世大发现”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都邑，始建于夏，至商代中晚期基本成型，其城墙体系、居住区、作坊点、墓葬群以及祭祀坑等，规模庞大、布局严谨、功能清晰。众多青铜器的出土，说明古蜀国地区青铜冶铸技术十分成熟，三星堆古蜀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表明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至今，通过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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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部的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三星堆是迄今我国西南地区发现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迹。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通常是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传统的造像风格。一些考古专家表示，三星堆文明可能来自其他大陆，甚至有些网友认为有可能来自于外星文明。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往前推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近期的考古中，三星堆再次惊艳世界。目前已出土黄金面具、金箔、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玉琮等珍贵文物500余件。

　除了三星堆，中国还有好几个文明遗址。仰韶文明的半坡遗址，约6000多年历史，但是只是存除了一些粗陶，找不到文明的影子，河姆渡约5500—6000年，有稻谷，无甚文化，红山文化5000年，文明程度高一些，良渚文化4000——4500年，更先进一些，玉器较精美。

　但所有这些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相较，都相形见拙。同时期的中原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丰富的文化堆积，还是胡诌的'传说时代。甲骨文最远3500年，妇好墓3200年，后母戊大方鼎3200年，毛公鼎2800年。

　我认为，虽然三星堆文明存在它的独特性。也可能文明形成期间，融合了部分来自西亚的文化，但是三星堆跟中国其它文明交往更加密切。三星堆本地的青铜器有很明确地借鉴中原文化元素的地方。“比如把云雷纹放大，作为三星堆的一种符号。”而云雷纹正是中原商文化代表性纹饰。

　时隔30多年，三星堆再次发掘，充分显示了我国文化上的自信。无论哪一个地方的文明是华夏正统，都不影响三星堆在我们国人心中的地位。哪怕最后证实，黄金权杖来自于埃及，贝壳来自于印度洋，我们也照样接受。

　另外还要说明一个事情，许多网友很好奇，为什么这个遗址要叫三星堆呢？其实这个名字没有什么讲究，跟韩国三星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三星堆这个名字，是考古专家根据挖掘现场根据当地的三堆黄土小山包命名的，意思是形似三星分布的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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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遗址是一座和中原地区商文化同时期的文化遗址，总面积约为600万平方米。自从发掘至今，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器、铜器、金器、象牙和陶器等重要文物。对于考古学家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探索中国区域性青铜文化文明有着至关重大的意义，其发现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宗教意识等提供了非常罕见的实物材料，那么三星堆有几个祭祀坑呢？

　三星堆至今为止，共有八个祭祀坑。其中一二号祭祀坑在1986年遗址祭祀区发现，在这两个祭祀坑里出土了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象牙等千余件珍贵文物。是前所未有的、数量巨大的文物祭祀坑，两个祭祀区内青铜器为主要祭祀物品，尤其是80多件青铜雕像更是前所未见，这一发现揭开了青铜文化崭新面貌。

　在2019年10月10日到2020年八月，四川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区域内，又新发现六个祭祀坑，祭祀坑由两个变为八个。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有了重要发现，并且研究具有了阶段性的成果，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内出土了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和眼部有彩绘铜头像等多个重要文物。

　经过2020年十月到现在的发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基本确定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和格局，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和1986年发现的两座祭祀坑，共同位于三星堆城墙和南城墙之间的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分布着和祭祀活动有关的沟槽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什么关系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在商代，三星堆已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这是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时期，即早期蜀国。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4800年至3100年左右(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及文物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三四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三星堆文化发掘背景

　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是基于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自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首次发掘，直到1949年以后才对三星堆一带展开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等于1956年、1958 年、1963年、1964年和1980年5月在这一带进行过考古工作，当时称这一带的古遗址为中兴古遗址(因遗址位于广汉县中兴公社范围)。

　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和广汉县文化馆在三星堆进行发掘，获得丰富的资料，发现房屋基址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万多件陶片。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

建筑特征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会成都40公里，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

　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6千米，南北宽2～3千米，总面积约1200公顷，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

三星堆是什么意思

　三星堆是其实就是四川省的三星堆镇,因为在这附近发现了几起文化遗存,因此把这种文化就叫做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镇的起名是源自于这个地方古域内有三个连着黄土堆,也有着“三星伴月”的美称。与韩国的三星公司并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真真正正的中国传统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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